2014-07-11摘自：工人日報
眾所周知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《工會法》確定的工會組織的基本職責。然而，率先為工會開展維權工作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和保障的，卻是《勞動法》。
　　《勞動法》在總則第七條中規(guī)定：“勞動者有權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。工會代表和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，依法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。”同時，還在分則多個條款中對工會在勞動法律監(jiān)督和勞動爭議中的職責等作了詳細規(guī)定，為工會切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、充分發(fā)揮在調整勞動關系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保證。
　　“正是在《勞動法》的基礎上，全國總工會在尉健行同志的帶領下，提出了‘以貫徹實施《勞動法》為契機和突破口，帶動工會各項工作，推動自身改革和建設，努力把工會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，在改革、發(fā)展、穩(wěn)定中更好地發(fā)揮作用’的新時期工會工作總體思路，強調工會工作要緊緊抓住集體合同制度這一‘牛鼻子’貫徹實施勞動法，進一步明確了維護是工會的基本職責。”全國政協(xié)原副秘書長張國祥時任全總副主席、書記處書記，代表全國總工會參加了《勞動法》起草工作。在他看來，《勞動法》是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最有力的“利器”。
　　應該說，新時期工會工作總體思路的提出，回答了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——明確了工會的性質，即社會經濟利益關系矛盾的產物，更確切地說是勞動關系矛盾的產物；工會的社會地位，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；工會履行基本職能的主要途徑是平等協(xié)商、簽訂集體合同，等等。“工會工作總體思路的核心精神有兩點，一是突出工會的維護職能，二是強調要依法履職。”張國祥說，這帶來工會工作的巨大變化。
　　翻閱當時的資料可以看到，隨著工會監(jiān)督權的實現，幫助指導職工與企業(yè)和實行企業(yè)化管理的事業(yè)單位簽訂勞動合同，代表職工與用人單位簽訂集體合同等貫徹實施《勞動法》工作的蓬勃開展，工會組織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成效日漸顯著。
　　“《勞動法》的實施不僅使勞動關系市場化、法制化，而且推動了工會工作法制化，也推動了《工會法》的修訂工作。”張國祥說。
　　“《勞動法》的出臺，意味著國家通過對勞動關系的介入，對‘強資本、弱勞動’的失衡關系糾偏；同時《勞動法》體現的‘法定標準與契約自由相結合’的特點，又直接影響到工會職能的調整和履行。”全總書記處書記郭軍也表示，因為《勞動法》只是“定規(guī)則、劃底線”，勞動者要更好地維護和實現權益，不僅要實現法定標準，還應在此基礎上通過契約實現更多的合理利益，這必然對工會提出更高的期待和要求，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“福利型”工會的工作思路、方法顯然難以適應日益市場化法制化的勞動關系。
　　事實上，《勞動法》實施帶來的工會工作理念、思路和實踐的改變，更加凸顯出1992年《工會法》的諸多不適應性，修改《工會法》的呼聲日益高漲。
　　2001年10月27日，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《關于修改〈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〉的決定》，對1992年《工會法》的內容作了44項修改。尤為值得關注的是，修改后的《工會法》突出了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職能，在第六條第一款中專門增加了“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”的規(guī)定。中國工會自此高高舉起了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旗幟，明確了依法維權的工作思路。之后，中國工會又在豐富多彩的維權實踐基礎上，提出了“組織起來、切實維權”的工會工作方針，以及“以職工為本，主動依法科學維權”的工會維權觀等，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(fā)展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　　對于《勞動法》與工會的淵源，郭軍認為，工會是勞動者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，這決定了勞動關系、勞動立法與工會履職之間必然是一種相互依存、相互促進、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。“《勞動法》是在工會的呼吁倡議和參與下制定的，《勞動法（草案）》上會前最后一稿的修改是在全總職工之家飯店進行的，這可以說是一種機緣也是一種必然。”
　　《勞動法》起草小組負責人、時任勞動部副部長張左己也曾表示，《勞動法》涉及勞動者的根本利益，同《工會法》有著密切的聯系，同全總的關系重大。“所以，起草人員在起草過程中，特別尊重工會的意見，注意反映他們的愿望。這次無論在《勞動法》修改還是審議中，所遇到的幾個關鍵性的重大問題，諸如在立法宗旨、工資支付、勞動部門監(jiān)察權限，特別是集體合同和延長工時等問題上，工會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”
　　當前，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轉型期，勞資矛盾易發(fā)、高發(fā)在所難免。如何實現勞動立法與工會履職的良性互動，無疑有著更為迫切而重要的意義。
　　“所以，只有進一步推進工會工作法治化，真正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履行維權職責、協(xié)調勞動關系，才是對《勞動法》頒布20周年的最好紀念！”郭軍說。